当童年经历了很大的变故，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飞快的成长。今天的故事里，“蒜”和“鸡”在作者的童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前者在各种意义上整日围绕在她身边，而后者则见证了她成长中的重要转折。
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，
阳光虽不毒辣但也算炽烈，
我跟在妈妈的身边走了二十分钟，
就觉得饥渴难耐。
我正想开口撒娇，
却在抬头的一瞬间，
看见她垫在右肩的那条毛巾已然变色，
甚至还微微冒着白烟。
我看着早已大汗淋漓的妈妈，
嗓子好像比之前更干了，
冒着烟儿似的，
什么话都说不出。
1
十岁那年的某天中午，我放学回家，照例敲了门等着妈妈来开。我妈是个家庭主妇，她的日常就是照顾我们一家人的一日三餐，所以我从来都不带钥匙上学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回家，她都一定在。
但那天中午我敲了很久的门之后才听见门内传来动静。门开了，我一看，是个不太熟的阿姨。我礼貌地问了好，但阿姨的脸上没有笑容，甚至她还用一种写满了同情的眼神看着我。
这时，里屋传来尖尖的女人说话的声音，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低泣声。
我连书包都没放下就往妈妈的主卧走，但在门口停住了。房间里还有两个阿姨，其中一个与我家挺熟，而另一个我只是见过几次。连同为我开门的那位一共三个阿姨都不说话，齐齐地看着踌躇在房门口的我，从她们所站的间隙中，我看见了靠在床头的母亲。她面容憔悴，一双眼睛又红又肿，显然刚才那低低的哭声来自于她。
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种掐着我脖子、堵住我喉咙的压抑。我想问妈妈怎么了，但就是没敢问出口。倒是妈妈抬起头看见了我，然后她冲我点点头，用哭得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厨房里有饭，自己去吃。”仿佛这是一句凌迟宣判或忏悔，她说完后又湿了眼眶然后低下头去。
很奇怪的，我就像刚刚看了一幕恐怖片，立刻逃离了门口跑到厨房去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。落在我身后的，是阿姨们的长吁短叹：“以后怎么办啊……”“孩子还那么小……”诸如此类。但我也不去想，这些话里的主语究竟是谁。
我揭开灶台上的锅盖，只有半锅白粥，应该是早上剩下来的。我想中午就随便吃吧，实在不行下午去学校了还可以买零食来吃。于是我就给自己盛了一碗，端到客厅的餐桌上配着榨菜吃。稀饭太稠而且早已凉透，我难以下咽，于是起身又去倒了杯热水，然后用筷子将碗里的粥拨开，分成三堆，将热水从空着的间隙中灌注下去，想象这是一条滚滚长江，顺着蜿蜒崎岖的河道，流经周围满是高山峡谷的三峡大坝，然后再挑出一片厚薄均匀大小适中的榨菜片放在碗里，让这“一叶扁舟”顺“江”而下……
我从小就爱玩儿这样的游戏，以至于有时一小碗米饭，吃了一个小时也才吃了一个筷子头那么大的窟窿，为此我常常挨骂。但我乐于沉浸在由自己创造的故事和世界里，所以我很快就将那压抑得诡异的气氛，和虽然极轻极低但听来却格外锥心的哭泣逐出感知圈，让它们随着“滚滚长江”一起流走。
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明白，那是一种逃避：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不幸的逃避。不敢，也不想去面对。也许，比起我对父母的爱，我希望他们能够爱我更多一些，让我免于忧惧，也不必过早地就要学会承担，尤其是逼迫自己去学会承担大人的过错。
2
然而，后来我上了初中，在政治书上学到“物质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”，我才知道，原来“不幸”就是物质的一种，它不会因为我的刻意逃避而消失，或者减弱分毫。
我很快就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：父亲受骗，生意失败，宣告破产。
我们立刻就从那套大房子里搬出去，搬到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出租屋里，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，睡在爸妈双人床旁的上下铺里。
后来，隔三差五地，父亲经常会从家里消失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在夜里回来。我睡眠浅，被吵醒后就再也睡不着。从爸爸妈妈极力压低的窃窃私语中我还是听明白了：父亲的每一次消失，其实是上外面躲债去了。同时，我还知道了他被骗的真相：举家迁来此地做生意时，有一个父亲同乡的小老弟也跟着来了。在父亲的生意渐有起色后，更是时不时地来我们家蹭吃蹭喝。父亲甚至会让我管他叫叔叔，不是小朋友对成年男性的那种称呼，而是一个孩子对他父亲弟弟的称呼。我父母都是心善的人，觉得那位叔叔老这么混日子也不是办法，父亲就带着他入行一起做生意。没想到这一带，却把自己带入坑了——那位叔叔在掌握了父亲的人脉资源后，擅自以他的名义签署了几份合同，然后携货款潜逃，留给我父亲一屁股的债和没有任何解释的一刀。
再后来，父亲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等我长到了十一岁、升上了小学六年级，他已经离家半年多了。妈妈说，爸爸是去另外一个城市的工地做事。那个时候，我并没有去想象、去琢磨，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——从曾经在酒桌上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的大老板，变成一个在工地上面朝灰泥背朝天的小工人，于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事实上，我甚至都很少去想他，更少去想起曾经的日子。
我比以前更用心地去扮演好学生的角色，不仅考试成绩要拿第一，各类比赛也都会努力地去占有一席之地。于我而言，那时以小升初为主题展开的学生生活，仿佛一块巨大的油布，我紧紧地拽着它，竭力伸展双臂将它打开、铺开，用以盖住家庭生活的剧变，和内心的慌张。我刻意不让自己去琢磨这些事，然后在心里给自己加油打气：小升初的考试一定要加油啊！
父亲离家后，妈妈就独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，她也找了份超市促销员的工作，用每个月两千块左右的工资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。但很快，考虑到我即将迎来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考验，她还是辞掉了这份晚上九点才能下班的工作，转而做起了自由职业：剥蒜头。
搬来这个出租屋后不久，妈妈就打听到这一片区家庭主妇们的赚钱之道：她们从代理商那儿搬回一麻袋一麻袋的蒜头，将它们一颗一颗地剥去外皮后再送回，代理商会按0.48每斤的价格回收这些剥好的蒜头。
那个周六，妈妈独自扛回了两大麻袋的蒜头，将它们统统倒进一个大浴盆，然后放好足够的水先泡着，待蒜皮不那么服帖了再捞起装在盆里，然后用小刀先从头部割一道，连着蒜皮撕开，这样一颗蒜就剥好了，直接扔进扛回来的如今已空空如也的麻袋里。
长大后，我拒绝任何带有蒜味的食物，就是因为那时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刺鼻的蒜味。我甚至觉得，我的床单被套、衣服、书包、作业本，连同我自己，都仿佛被浸泡在那盆浑浊又辛辣的蒜水里。
如果记忆有味道，我想这个片段也一定是大蒜味的。
3
时间到了六年级的下学期，随着课业越来越紧张，中午放学后我不再回家，而是留在学校和同学一起吃各自带的饭。
有一天傍晚，妈妈刚盛好两碗饭端出来，就听见一阵敲门声响。来的是我大伯，也就是我父亲的大哥。妈妈显然对他的造访很意外，两手在腰间的围裙上擦了擦，然后一边将大伯请进屋，一边指着桌上的饭朝我使了使眼色。我很快就明白过来，乖乖地端着两个碗进厨房，把饭重新倒回锅里用饭勺搅了搅，然后从碗柜里又拿了一个碗，把饭均匀地分成差不多的三份，这才一个个地端了出去。
妈妈很满意我的机灵劲儿，我看见正和大伯说话的她把稍微提起来耸着的肩膀放了下去。我把一个碗放在靠近大伯的位置，另一个碗给了弟弟，然后才端着自己的走到另一边坐下开始自顾自地吃饭。
虽然生活条件比起之前差了许多，但我向来对食物没什么要求，因为一日三餐于我，是游戏时间。我看着手里的半碗米饭，决定为它们举行一次选美大赛。我用筷子将米粒一粒一粒地分开，然后逐一对它们的容貌形象进行评分：缺角，扣分；有黑点，扣分；颜色不够白，扣分；太瘪了，扣分……至于妈妈和大伯说了些什么，我全然不在意。
突然，一个身影朝我走近，是大伯。他不知道我搭在脑海里的PK舞台，我挑挑拣拣的动作大概是让他觉得，这顿饭让我难以下咽。因为我看见他瞥了一眼摆在桌上的两道菜后，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走到厨房去打电话。
电话是打给我父亲的。大伯用当时的我无法形容、长大后才明白的一种叫做“恨铁不成钢”的口吻教育他的弟弟：“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做事，不要再心存侥幸了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换了一种语气，我立刻就听出来那个语气叫做“同情”——他用同情的语气说：“我刚刚到你家来看，才知道你老婆孩子有多可怜！他们就吃酱油配白饭，你知不知道？！”大伯的话音刚落，妈妈就着急地解释：“不是的大哥，那个是我做的红烧肉！颜色不好看而已……”
我顺着大伯和妈妈的话音，看着摆在我们餐桌上的菜盘子：一盘菜根多于叶子的炒青菜，还有一盘黑乎乎的、妈妈口中的“红烧肉”。我用筷子拨了拨，筷尖的确碰到了一些固体，我确认了，它们是肉丁大小的红烧肉。
而尚且年幼的弟弟，对发生在周围的一切都毫无察觉，他低着头满足地扒着饭。哦对，我忘了说，他是一个听障孩子，两岁半的时候发高烧，被无良医生用药过量而从此失聪。
我看着他，竟然有点儿羡慕——如果我们无法阻止任何不幸，是否可以减少一些对不幸和痛苦的感知能力？即使，这或许需要以另一个不幸来作为交换……
大伯的形容和他善意的同情，毫不手软地刺伤了我们一家人。我看着碗里颗粒分明的饭，一滴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。
这是家里出事以来，我第一次哭。
4
那天大伯的造访，以他塞给妈妈500块钱而画上句号。
第二天，妈妈照例给我准备好午餐带去学校。当我结束了一上午的课，和同学一起坐在小花园的石桌边上打开各自的午饭时，我傻眼了：我的饭盒里，是满满的白米饭，和几块肉丁大小的“红烧肉”。黑色的酱汁浇在白米饭上，分外刺眼。脑海中又响起大伯在电话里对父亲的质问：“你老婆孩子有多可怜！他们就吃酱油配白饭，你知不知道？！”
我立刻就慌了，匆匆忙忙地盖上盒盖，但旁边的同学还是一眼就瞥见了我碗里的“白加黑”。我恹恹地把手放在石桌上撑着下巴。同学问：“你怎么不吃啊？”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她又立刻接过自己的话：“我知道！因为今天的菜不好！”
我很讨厌“童言无忌”这个词，它就像是一块免死金牌，只有利益既得者才对它爱不释手。而那些因此受伤的人，不管大人还是孩子，若对此不依不饶，都会被责怪小题大做，或是斤斤计较。
所以，虽然我立刻就在心里决定：从此远离这个同学，但从小就学会了八面玲珑的我，还是用舌头推起了一边的腮帮子，然后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说：“不是，我口腔溃疡了，吃不下。”接着，我重新将饭盒收好，先回了教室。
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将饭盒掏了出来，打开，连饭带菜地倒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。回到家，我将空饭盒交给妈妈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会她正对着电话说些什么，我很快就听出，电话的那头是父亲。果不其然，我放好书包的时候，她把电话拿了过来，说：“你爸想跟你说两句。”
她的语气，是轻松的，仿佛此时父亲正开着车来接我们，要带我们出去吃大餐似的。我不明白，她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松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好像我们的日子一如从前。所以，我接过电话，将一直积压在心里刻意不去注意和承认的悲伤、不甘、委屈和害怕，统统发泄给了我认为是导致这一切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我没有去观察妈妈的反应，也没有给父亲回应的时间，我像是扛着一把冲锋枪一样，突突突地一次性打完所有子弹，然后就把它扔在一旁。我把电话重新丢给妈妈，然后趴在自己的床上嚎啕大哭。没有安慰或责怪，妈妈什么也没说，她退了出去，也许是去了厨房，也许是去了卫生间——那里有正泡在盆里的蒜头，也是如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蒜头。
我陷进自己幽深而庞杂的情绪里无法自拔，那些被我刻意压下去的回忆也一股脑儿地全都涌了上来：小时候学琴，每回下课都能在教室门口看到他等待的身影；他的生意伙伴为拿下合作，会懂得用芭比娃娃、成套的漫画书来取悦我；我因为成绩优异表现突出，一路成长为学校的大队委、大队长，他也成了我们学校的家长委员会会长；同样因为成绩优异、表现突出、才艺傍身，有时父亲的酒局甚至会携我作陪，我的作用是时而卖乖、时而天真来活跃气氛，以此让商场上你来我往的对决，显得不那么赤裸和冰冷。
我承认这些是我长大一些之后才琢磨明白的事儿，但当这些色彩全部被夺走后，萦绕在我的日子里的，是漫天的孤独和无力感，它们都是灰色的，而且正一点一点变得更黑。所以在巨大的落差面前，我无比怀念曾经的光鲜亮丽，万千宠爱。
后来学到一个叫做“讨好型人格”的名词，心理学上有更直白的称呼：迎合型人格障碍。我重新审视那时的自己，和更小时候的自己，才明白：原来我所做的一切，成绩优异、表现突出、才艺傍身——都是为了得到父母、老师的喜爱，乃至同学的羡慕。所以当家里发生变故人人自顾不暇，当失去了在学校里营造已久的优越感，以及那些来自叔叔阿姨的哪怕带着企图心的宠爱时，我感受到了失去全世界的孤独。
但凡被称为“障碍”的，都是需要被移除、被纠正、被克服的。所以，心理学家、心理医生，甚至要好的朋友都会说：“你要自己爱自己啊！不要为了别人而活！”可是，对于孩子来说，父母、老师和同学都不是别人，他们是一个孩子生活的全部。每个孩子对自我的认识，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这些人的评价，所以无法不去在乎和渴求来自这些人的爱。
渴望被爱，才是人的本性。因为人是群居性、社会性的动物，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没有人可以真正摆脱所有社会关系，成为一个“编外人员”。也许打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会改变，但这也不过是从一种社会关系里转到了另一种社会关系里，本质并没有任何不同。
5
那天，我是哭睡着的，晚饭没吃、作业没写——所幸第二天是周末。
我在由妈妈的缝纫机充当的书桌上写作业时，她就坐在我旁边剥蒜头，左手边由近及远分别是一桶一盆，右手边是垃圾袋，分别用来装泡发的蒜头、剥好的蒜头，以及剥下来的蒜皮。
剥蒜头是一项极其简单的机械性工作，我看着她只是动了动右手执刀的几个手指，然后用左手配合着将蒜瓣旋转几下，三下五除二就能轻松完成。
我心想，这工作可比超市促销员好太多了，不仅能在家就完成，而且还可以坐着，一点都不累。
然而，当我心安理得地完成作业抬起头才发现，我的妈妈，她已经保持着这个姿势坐了两个多小时了！除了手指头，她全身上下几乎动也不动。
我愣了一会儿，去观察她：她保持着固定的姿势、遵循着固定的工序，眼睛看着手上的活儿，却似乎并未真正聚焦在任何地方。
说不上来为什么，我忽然有点儿慌，于是叫了她一声。她应声抬起头看向我，在她看见我的那一刻，她的眼里才恢复了色彩和生气。我于是说：“我作业做完了，我来帮你剥吧。”她答应了，然后把自己手上的小刀递给我，叮嘱道：“小心点，别割到手。”然后自己又取了一片崭新的刀片，用宽胶带一圈一圈地缠出一段刀柄，试了试安全，这才继续投入到工作中。
我们各自剥着，谁都没有主动去提昨天的那通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忽然开口了：“今天你陪妈妈一起去送蒜头吧？”我点了点头说好。
我们决定吃过午饭就去。临出发前，妈妈说她要去换件衣服，我便乖乖地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出来了，穿的是一条素色的小碎花连衣裙。她笑着问我：“好看吗？”我点了点头说：“好看”。然后，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垫在右肩，这才扛起我们打包好的满满一麻袋蒜头，对我说：“走吧！”
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，阳光虽不毒辣但也算炽烈，我跟在妈妈的身边刚走了二十分钟，就觉得饥渴难耐。我正想开口问“怎么还没到？还有多久啊？”一类的略带撒娇之意的问题，却在抬头的一瞬间，看见她垫在右肩的那条毛巾已然变色，甚至还微微冒着白烟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上的是初中，就会在物理课上学到：这个现象叫做汽化，是物质由液态变为气态的过程。
总之，我看着早已大汗淋漓却一声不吭的妈妈，嗓子好像比之前更干了，冒着烟儿似的，什么话都说不出。
也许是天气实在太热，我眯着眼努力跟上妈妈的步伐。眼前所有的景物都很模糊，只有鲜艳的小碎花，在一片清素的底色上不停地跳跃着，仿佛这也是它们的游戏时间。不知怎的，我的眉头忽然就舒展开了，好像堵在心里的那口气，也随着毛巾上冒起的白烟，一起蒸发掉了。
我们送去的蒜头足足有32斤，所以那天，我们挣到了14.4元。妈妈把钱交给我，我拿着钱，就像拿着一个对我的承诺。
回家的路上途经一个菜场，我闻到了烤鸡的香味。寻味而去，是一个大型的烤箱，从透明的外壳向里望去，每只挂钩上都倒挂着一只童子鸡，随着烤箱的运转，它们一圈圈地轮着从我面前打了个过场，烤箱内金黄的灯光铺在它们身上，就像曾经某个阿姨送给我、但在搬家中遗失了的走马灯。它们有的是刚腌好才开烤的生嫩模样，但有的已经烤得将熟，各种香料的气味裹挟着熟油和熟肉的香味，叫嚣着冲进我鼻子里。
我几乎快把整张脸都贴在隔热的透明外壳上了，头顶上方传来老板的声音：“想吃啊？叫你妈给你买一个！”我一愣，然后抬起头，看向不知何时已经走到我旁边的妈妈。我看着她，恨不得把眼珠子都贴在她身上。我深知这个时候，撒娇卖乖都不是最佳表达“我想要”的方式，反而沉默才是我最需要做的。
在我后来的人生里，我才渐渐发现，沉默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。它有时是深沉的无能为力，有时是最狠绝的以退为进。总之，进可攻退可守。
那天，我如愿地用沉默换来了“我想要”。那只鸡花了9.6，比我们那天挣的一半还多。但妈妈没有讨价还价，她笑着点头，笑着挑了一只最大的，笑着从我手里拿走一张十元的纸币再收回四个一角钱的钢镚儿，最后再笑着把老板打包好的鸡递到我的手上。
我眼睁睁地看着这场由我而起的交易，以仅剩的八个钢镚作为响亮的收场，不知怎的，那些气味全都随着我的心一起沉入了深不见底的洞里。那个洞，长在我的家里，也长在我的童年里。我忽然觉得羞愧难当，然后意识到：其实，我应该懂事点儿。
6
懂事，放在这个时代，似乎是一个不那么讨喜的词儿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把它和“失去自我”“没有棱角”“妥协”“委屈”这些要么个性失格、要么苦大仇深的词儿联系在一起。
但我所说的懂事，不是“讨好型人格”，不是逼迫自己去达到所有被定义为“优秀”的标准，而是能够客观正确地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，然后用理性去对感性做一次深入的总结。
当我看着手中的八个钢镚儿时，我同时看见的，是自己不停地从泡发大蒜的桶里捞蒜头时，因为反复被水浸泡而起皱褶甚至破了皮的指尖。
那张轻轻松松就进了店家口袋里的十元钱纸币，不仅是当时我手中唯一一张面值最大的纸币，它还饱含了我自己的付出。当我和妈妈顶着烈日走过长长的街，才终于换得这区区的14.4元钱时，我想到的，不是这份工作的不体面，而是我也能挣钱了。我在那一刻意识到的，是一种后来才逐渐清晰起来的对“独立人格”的渴望：我想像一个成年人那样，可以自己挣钱也可以花自己的钱——我想成为自己的“因”和“果”。
所以，当我复盘自己先前的“沉默”时，我必须承认，这近似于一种“报复”。说得好听叫以退为进，说得难听就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。
在我与父亲大发脾气的那通电话之后，我知道父母一定是对我满怀愧疚的。然而，当我不哭不闹、只是卑微地沉默着时，妈妈的内疚一定达到了巅峰值，因为她甚至找不到一个“这么多人看着，别闹了”的借口来把我从烤鸡前拉走——因为我什么也没说。所以那一刻，我真正想要的不是一只鸡，而是想证明，即使我发了脾气伤害了他们，他们也依然爱我。为此，我付出的代价，是自己辛苦了大半天的劳动成果。
我忽然有了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，好像我和父母之间扯平了，我们谁都不是真正的无辜，我们平等地互不亏欠。
想明白这些后，我不再心疼哗哗如流水般流到了店家口袋里的钱，而是兴高采烈地一口气跑回家，然后迅速地拆开包装袋，装盘开吃。老实说，食物的味道早已被久远的年代吸收掉了，我无从回味，但我仍记得在消灭它后，我与弟弟纷纷砸吧着嘴、舔着手指尖残留的油脂和香料。所以我想，它一定是好吃的，毕竟这是一只在毫不知情地状况下就被迫承担了许多故事的鸡。
鸡会吃完，童年会结束，不幸也会过去。但我的时间没有停滞，我和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才刚开始。如果，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而感到恐惧，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喜欢或者可以憎恨的理由才能活下去，那么不如就喜欢一只烤鸡，或者憎恨一颗大蒜吧。
题图 | 图片来自《都挺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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